在台湾，我大概一年只做一次演讲。今天来跟同学们谈谈人文素养的必要。
人文是什么呢？大家可以暂时同意一个很粗略的分法，就是“文”“史”“哲”，三个大方向。
一
文学，使你“看见”
先谈谈文学，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，包含文学、艺术、美学，广义的美学。为何需要文学？知道文学、接近文学，对大家形成价值判断有哪些关系？
假如说，文学有一百种所谓“功能”，而我需要选择一种非常重要的，我的答案是——德文有一个非常精准的说法——macht sichtbar，意思是“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”。
在我一个人的体认中，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非常重要、最实质、最重要的一个用途。我不了解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知鲁迅的小说？他的作品对大家这一代人是禁书。没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？（约有一半人举手）
鲁迅的简短《药》写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。民间的迷信是，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，他的病就会好。或者说《祝福》里的祥林嫂，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近乎疯狂的女性，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。
让大家假想，假如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，那样大家看见的，理解的，会是什么呢？祥林嫂，不过就是一个让大家视若无睹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。
而在《药》里，大家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，等看人砍头的爸爸或妈妈，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，来养我们的孩子。再不然，大家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常识分子，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，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，表达一点不满。
但透过作家的见地，大家和书中人物的生活就有了艺术的距离。在《药》里头，你不只只看见愚昧，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后面人的存活状况，看见人的存活状况中，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。在《祝福》里头，你不只只看见贫穷粗鄙，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，“人”作为一种原型，最值得尊敬的痛苦。
我想作家也分成三种吧！坏的作家暴露我们的愚昧，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，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，认源于己的原型，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。这是三个不同层次。
文学与艺术，使大家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存活本质的一种现实，在这种现实里，除去理性的深刻以外，还有直觉的对“美”的顿悟。美，也是更贴近存活本质的一种现实。
假想有一个湖，湖里当然有水，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，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，你可以用手去摸，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。这就是大家平时理性的现实的世界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，大家不称它为“实”，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。
水边的白杨树，不可能没倒影，只须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。而这个倒影，你摸不到它的树干，而且它那样虚幻无常：风吹起的时候，或者今天有云，下小雨，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，或者水波如镜面，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一样的形状，不一样的深浅，不一样的质感出现，它是破碎的，它是回旋的，它是若有若无的。
但你说，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，还是水里的白杨树，才是唯一的现实？然而在生活里，大家一般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，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，手可以摸到、双眼可以看到的层面，而总是忽视了水里头个“空”的，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，那个与大家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。
文学，只是就是提醒大家：除去岸上的白杨树外，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，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。
二
哲学，叫人掌握发问
哲学是什么？大家为何需要哲学？
欧洲有一种迷宫，是用树篱围成的，很复杂，你进来了就走不出来。不久前，我还携带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士尼乐园里走那样一个迷宫，进来之后，足足有半个小时出不来，但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本能，不知如何的就出去了，站在高处看着母亲在里头转，就是转不出去。
大家每一个人的生活处境，就是一个迷宫，充满了迷惘和彷徨，无人可以对你说出路何在。大家所处的社会何尝不是一个历史的迷宫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后通向哪儿。
就我体认而言，哲学就是，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，晚上即将来临，星星出来了，我从迷宫里抬头望上看，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；哲学，就是对于星斗的认识，假如你认识了星座，你就大概走出迷宫，不为眼前障碍所惑，哲学就是你看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。
掌有权力的人，和大家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，但权力比较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我们的路，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，而事实上，他可能既不了解他站在什么方位，也不了解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哪些意义；他既不了解来的走的是哪条路，也搞不知道前面的路往哪儿去；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，更没发觉，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。
如此的人，要来领导大家的社会，实在让人害怕。其实，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，走出历史的迷宫，在西方的历史里头，已经有特定的名词，譬如说，“启蒙”，十八世纪的启蒙。所谓启蒙，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，发觉星空的存在，发出天问，思索出路、走出去。对于我，这就是启蒙。
所以，假如说文学使大家看见水里白杨树倒影，那样哲学，使大家能藉着星光的照亮，探索着走出迷宫。
三
历史，使人的眼界升级
我把史学放在最后。历史对于价值判断的影响，仿佛很了解。鉴往知来，认识过去才能以测将来，这话都已经说烂了。我不太用成语，所以试一试另外一个说法。
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，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。沙漠里没玻瑰，但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。拿在手里，是一蓬干草，枯萎的、干的、死掉的草，如此一把，非常难看。
但他要我看说明书。说明书告诉我，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，针叶型，有点像松枝的形状。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，把水拿掉的话，它又会日渐干掉，枯干如沙，把它再藏个一年两年，然后哪一天再泡在水里，它又会复活。这就是沙漠玫瑰。
好，我就把这个团枯干的草，用一个大玻璃碗盛着，注满了清水，放在那儿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，就天天去探看沙漠玫瑰如何了。
第一天去看它，没动静，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，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，它有一个中心，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，稍稍舒展松了，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，还不是颜色。
第三天再去看，那个绿的模糊的感觉已经实实在在是一种绿的颜色，松枝的绿色，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，虽然边缘还是干死的。它把自己张开，已经让大家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图案。
每一天，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。大家天天给它加清水，到了有一天，那个绿色已经日渐延伸到它所有些手指，层层舒展开来。
第八天，当大家去看沙漠玫瑰的时候，刚好大家邻居也在，他就跟着大家一块到厨房里去看。这一天，展示在大家眼前的是完整的、丰润饱满、复活了的沙漠玫瑰！大家三个疯狂大叫出声，由于太快乐了，大家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。
这个邻居在旁边非常奇怪地说，“这一把杂草，你们做什么呀？”我楞住了。
是啊，在他的眼中，它不是玫瑰，它是地衣啊！你说，地衣再美，美到哪儿去呢？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难看、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，搁在一个大碗里；也就是说，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，是孤立的，而大家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后，一点一滴的线索，辗转曲折、千丝万缕的来历。
于是，这个东西在大家的价值判断里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，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。大家可以对它赏析，只有一个缘由——大家了解它的起点在哪儿。是否知道这个起点，就形成大家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。
不必说鉴往知来，我只想对你说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。
对于任何东西、现象、目题、人、事件、假如不认识它的过去，你怎么样理解它的目前到底表示什么意思意义？不理解它的目前，又何从判断它的将来？
对于历史我是一个很愚笨的、很晚熟的学生。四十岁之后，才发觉我们的不足。写“野火”的时候，我只看孤立的现象，就是说，沙漠玫瑰放在这里，非常丑，我要改变你，由于我要一朵真的芬芳的玫瑰。
四十岁之后，发现了历史，了解了沙漠玫瑰一路是如何过来的，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评，而在于：你给我一个东西、一个事件、一个现象，我期望了解这个事件在更大的坐标里头，横的跟纵的，它到底是在哪一个地方上，在我不了解这个横的跟纵的坐标之前，对不起，我不敢对这个事情批判。
知道这一点之后，对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很多多所谓的常识，你发现，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的东西。
譬如说，大家从小就觉得所谓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、民主的、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，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。用我们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将来，你就大吃一惊：哪有这回事啊？西方文静复兴之前是一回事，文静复兴之后是一回事；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，启蒙主义之后又是一回事。
如此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哪些意义呢？自己进入历史之后，你纳闷：为何这个社会给了你那样多半真半假的“真理”，而且不对你说这类是半真半假的东西？
对历史的探索必然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，用你目前比较成熟的、参考系比较广阔的见地。大家不可能了解所有前人走过的路，但对于过去的路有所认识，至少是一个追求。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。
四
有一个国内作家在欧洲某个国家的餐厅吃饭，一群朋友高开心兴地吃饭，喝了酒，拍拍屁股就走了。离开饭店非常远了，服务生追出来讲：“对不起，你们忘了付帐。”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么的淳厚，无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。如果在咱们中国的话，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。
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，就是说，对不起，这可不是民族性、道德水平或文化差异的问题。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。譬如说假如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次大战後粮食紧急不足的德国，德国待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。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，而是一个进步阶段的问题，或者说，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。
写了那篇文章之后，我洋洋得意感觉自己非常有见解。好了，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，翻到一个畅销作家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，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。我发现，我的“了不起”的见解，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，而且写得比我还好——韩非子的《五蠹篇》。
韩非子要讲解的是：大家中国人总是赞美尧舜禅让是一个多么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，但尧舜“王天下”的时候，他们住的是茅屋，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，他们吃的东西也非常差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。然后，禹当国王的时候，他的劳苦跟“臣虏之劳”也差不多。
所以，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，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，“以是言之”，那个时候他们比较容易禅让，只是由于他们能享受的东西极少，舍弃了也没什么了不起。
但“今之县令”——在今天的体制里，仅只不过一个县令，跟老百姓比起来，他享受的权力很大。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讲，他有种种“官本位”所赋以的特权，他有终身俸、住房打折、出国家公务员考试察金、医保……由于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，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，哪个肯让呢？
“轻辞古之天子，难去今之县令者也”，缘由不是道德，不是文化，不是民族性，是什么呢？“薄厚之实异也”，实质利益，经济问题，体制结构，导致今天完全不同的行为。
看了韩非子的《五蠹篇》之后，我在想，算了，两千年之后，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，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。你，太可笑，太不懂我们的地方了。
这种衡量我们的“苛刻”，我觉得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。大家不可能了解所有前人走过的路，但对于过去的路有所认识，至少是一个追求。
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非常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，谈个人才气与传统，强调的也是：每个个人创作收获需要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。谱系，就是历史。
文学、哲学跟史学。
文学叫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，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，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；
那样历史就是叫你了解，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，没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。
